30年代的《激流三部曲》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，作者基本是取一种俯瞰、由外到内的角度，来透视他所表现的对象（尽管作品的年青主人公与作者情感、生平经历的相似，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此点）。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，不仅在逐渐缩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相当程度上放弃了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，叙述者或者所描写的家庭的朋友，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、无助的人物心灵中，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去关心它、表现它，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婉之情。因此，这些“末世之家”的衰亡，也是爱之归宿的消亡和个体生命暂寓之地的消亡。很可能正是意识到这些，40年代的巴金才把家的毁灭，肉体生命的脆弱、短暂、无常表现地那样刻骨铭心：即几乎在没有任何外在意识形态的包裹下，来写家的毁灭、生命的死亡和青春肉体之身的无处着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