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年代的《激流三部曲》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,作者基本是取一种俯瞰、由外到内的角度,来透视他所表现的对象(尽管作品的年青主人公与作者情感、生平经历的相似,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此点)。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,不仅在逐渐缩小,更重要的是,他相当程度上放弃了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,叙述者或者所描写的家庭的朋友,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、无助的人物心灵中,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去关心它、表现它,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婉之情。因此,这些“末世之家”的衰亡,也是爱之归宿的消亡和个体生命暂寓之地的消亡。很可能正是意识到这些,40年代的巴金才把家的毁灭,肉体生命的脆弱、短暂、无常表现地那样刻骨铭心:即几乎在没有任何外在意识形态的包裹下,来写家的毁灭、生命的死亡和青春肉体之身的无处着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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