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省合一，削弱六科谏议权，加强都察院对臣工的监察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是强化皇权的两个侧面。雍正这一改制，使皇权得以加强了。
向地方委派观风整俗使，也是雍正的一个创造。浙江文化发达，人才较多，浙籍士人与江南士人一起垄断科闱，宫员散布朝内外，幕客布满各衙门。雍正三年(1725)十月发案的汪景祺、雍正四年九月判决的查嗣庭都是浙江人，这两个案子引起雍正的警觉，加之他联想到欧秀臣为允褪造舆论，杭州发生反对摊丁入粮的运动，因此雍正对浙江的印象极坏。雍正四年(1726)八月，浙江巡抚李卫奏称，该省“民刁俗悍，动则钱粮挂误，命案参黜”,以致“大吏屡易某人，守令席不暇暖”。这就更使雍正认为“浙江风俗浇漓，甚于他省”,绅衿“好尚议论”,浙江人是“恩德所不能感化者，狼子野心聚于一方”,决心对其大加整顿。是年十月，决定派遣专职官员到浙江“查问风俗，稽察奸伪，应劝导者劝导之，应惩治者惩治之，应交于地方官审结者即交地方官审结，应参奏提问者即参奏提问，务使绅衿士庶有所警戒，尽除浮薄嚣陵之习”。赴浙官员的任务确定后，至于用什么官名，吏部以为唐太宗贞观年间派遣萧瑀、李靖等人巡行天下，号“观风使”,可仿之取名“观风整俗使”。雍正接受这个建议，任命光禄寺卿、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衔浙江观风整俗使。十二月，雍正说浙江风俗既如此败坏，士人“挟其笔墨之微长，遂忘纲常之大义，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”,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。同月，浙江人，吏部左侍郎沈近思奏请整顿其故乡风俗十事，说该省逆种迭生， “越水增羞，吴山蒙耻”。雍正认为，这十议切中浙江情弊，敕令浙抚和观风整俗使贯彻施行，又夸奖沈近思不为恶俗所染，足“洗越水吴山之羞耻”。王国栋赴任前进京觐见，雍正给他关于浙江棚民的两份奏折，又要他清查钱粮积欠。王国栋到任，遍巡浙江府县，到处召集绅衿在孔庙明伦堂训话，宣布雍正整饬浙江士俗民风的宗旨。那时查嗣庭的家乡海宁县发生“屠城”的谣传，有的居民迁出县城，人心惶惶，王国栋前往宣讲，使绅士“战战栗栗叩头谢恩，切齿查(嗣庭)贼”。他在一般的宣讲之外，做了三件事，一是清查钱粮，行文各府州县依限催征，及时将征收情况报告给他，凡未按期完纳的，如系绅衿黎庶顽抗，不待州县详报，即分别轻重处分，应参究的参究，应革职的革职，以使钱粮清楚。他为清积欠，严惩包揽绅衿，还预备在仙居县清丈土地。一是清查各府州县命盗讼狱案件。再一项是清查保甲，编审棚民。此外，他对整理营伍，兴修水利，买粮备荒等事亦行参与。雍正对王国栋的举措很是满意，在他的奏折上批示： “尔到浙与李卫协衷任事，能推诚布公，宣明朕旨，风俗人心颇觉转移，朕闻知嘉悦之至”。“所奏办理数事，均属公当明白”。他到任半年多，雍正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，把他同鄂尔泰、田文镜相提并论，说“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”。王国栋调任后，由浙江粮道许容接任，雍正六年(1728)其升至甘肃巡抚，遗缺由粮道蔡仕舢补进，雍正七年(1729)蔡仕舢署巡抚。雍正八年(1730),雍正以浙江风俗已渐改移，又有总督李卫善于训导，因而不再派遣观风整俗使。从雍正的历次上谕和王国栋在浙江的实际做法可知，这个官职，是针对某省的特殊情况设置的，其使命主要是惩治不法绅衿，改变当地风俗，强化对绅衿和人民的统治。观风整俗使所办理的事务，有的与巡抚职责相冲突，因此雍正要王国栋与李卫和衷共济，又命他将征收钱粮等具体业务交李卫办理，避免双方矛盾的发展，并在观风整俗使任务完成之后，即行撤销。